附属中学

没有爱就没有教育(视频)

预审:博达-刘亚芸 发布时间:2010-05-10

没有爱就没有教育

(霍懋征报告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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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领导、老师们、同学们:

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,我的内心很不平静。我今年83岁了,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,度过了60个难忘的岁月。如果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我一生从教的体会,那就是六个字:“光荣,艰巨,幸福”。

1943年,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。学校本来希望我留校,但我再三要求去当小学老师。在那个“家有三斗粮,不当孩子王”的年代,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小学教师工作,是件不可思议的事,许多人不能理解。但因我特别喜欢孩子,知道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,只有基础打好了,才能盖起高楼大厦,我愿意去做打基础的工作。于是,学校分配我到北师大二附小(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),一口气干了60年!

1956年,我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,许多单位请我去工作,但我离不开孩子。这时我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,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,爱孩子就是爱祖国,我要把热爱祖国、热爱教育事业之情,倾注到我的学生身上,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学教育事业中。

“文革”后,组织上安排我做校长,但我仍然坚持要做教师,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,坚持搞教学改革。只是我放弃了心爱的数学,改教语文,因为我当时认为,语文更有利于育人,所以我要用“文道统一”的原则,教会学生做人。

我一贯主张把课外的时间还给孩子,做他们喜欢的有益的事。在课堂教学中,我坚持“精讲多练,合理组织课文,讲一篇带多篇,向课堂要质量”,做到课外不留或少留作业。

我在一个普通的三年级班,进行教育教学改革,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,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孩子们喜欢听故事、学儿歌,我就用“破谜语”方式教给他们识字。比如在教“聪明”一词时,我告诉他们,每人身上有四件宝:上边毛,下边毛,中间一颗黑葡萄(眼睛);东一片,西一片,隔座山头不见面(耳朵);红门楼,白门坎,里边坐着个嘻嘻孩儿(嘴巴);小白孩住高楼,看不见,摸不着,他要一出来可不得了(脑子)。我给孩子们板书:一个耳朵竖起来,两只眼睛瞪起来,一个小嘴张起来,再加一颗心,组合起来就是“聪”字。一次用不行,得要日日用、月月用,日月为明,人就“聪明”了。

教学《七步诗》后,学生很感兴趣,自己学习作诗。我给学生组织激发学习兴趣的活动,比如春游颐和园,我设计了找路标、捉特务活动,让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学习成语、谚语和诗歌,然后再让他们在欣赏颐和园昆明湖美景后,自己作诗一首,每个小队都作了诗,其中二小队的学生这样写:

今日来到此山中,绿树丛中点点红,遥望昆明水如镜,无数轻舟水上行。

这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触景生情创作的诗歌。有了这样的兴趣,学习怎么会有负担呢?

三年下来,这届普通班学生参加1981年北京市毕业升学统考,全班46人出现了44篇一类文、两篇二类文,语文平均分97.46分,而且所有试卷干净整洁,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。这个结果如同放了一颗卫星,引起了全国小语教学界的普遍关注。

我从教60年,没有丢掉一个学生,他们全都长大成才,我得出一个结论:没有教不好的学生。许多人问我秘诀在哪里?我说就两点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,没有兴趣也没有教育”。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真诚的、无私的、广泛的、一视同仁的。尽管孩子情况不同,但要相信每个学生都能在老师爱的教育下长大成才。

我的育人方法是“激励,赏识,参与,期待”八个字,激励每一个学生上进,赏识每一个学生的才华,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,期待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。我始终认为我的学生“人人都是材,人人都成才。”我常常把更多的爱,倾注在那些后进学生的身上,倾注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。

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,我接到一个电话:“娘啊,娘,我的亲娘,我可找到您了,您答应一声吧,我要给您拜年去,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我惊讶地说:“请你告诉我,你贵姓?”“我姓何。”我立刻脱口而出:“你是何永山吧?”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第二天,他就领着全家给我拜年来了。

何永山当年是全校有名的淘气鬼,留过两次级,家长管不了他,很难教育。只要他在班上,老师就无法上课;外宾来校参观,得把他藏起来,以免他到处乱窜;哪个班的老师都不敢要他。学校万般无奈,决定送到他去工读学校。

我听说后立刻去找校长,要求把何永山放到我班里。校长回答:“不行,不能让这么调皮的孩子毁了你们先进集体的荣誉。”我对校长说:“把他交给我吧,相信我能把他教育好。”

我把何永山领进班前,先统一全班的认识,然后“约法三章”:不轻视他,不提他过去的事,不揭他的短处。

一个孩子的转变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,期待学生成功要有耐心、有信心,教师要善于等待,善于寻找和挖掘孩子的闪光点。

何永山进班后,我苦思冥想,寻找工作的突破点。我发现他比别的学生大两岁,个子高,有力气。我对他说:“咱们班卫生责任区的清扫小组由5个人组成,我和你,还有另外三个同学,请你当组长。”孩子看到老师让他负责,非常高兴,每天都认真打扫。一天,何永山扛来一把长把儿扫帚,他看出我腰有毛病,就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把不用弯腰的扫帚。我非常感动:谁说他是个坏孩子?明明是个聪明、细心而又热心的孩子嘛。

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,少先队员们都喜气洋洋地参加鼓号队的练习,何永山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。我明白他很羡慕别的同学,可自己还不是少先队员。我就和大队辅导员商量,让他背起了大鼓,参加队列训练。儿童节那天,我们要去景山公园活动,我给他买了白衬衫、蓝裤子,他背着大鼓雄赳赳地走在队列前边。那一天,他特别遵守纪律,第一次在同学面前受到大队辅导员的表扬。

第二天,他来还衣服。我趁热打铁对他说:“这衣服是老师给你买的,拿回家吧,只是你胸前还缺少一样东西呀!”没等我说完,他就说:“老师,我知道我还没有红领巾呢,您帮助我,我会努力的!”在爱心的感召下,何永山进步很快,不久就加入了少先队。

是什么力量把一个人见人烦的孩子,变成人见人爱的孩子?是爱。爱是阳光,可以把坚冰融化;爱是春雨,能让枯萎的小草发芽;爱是神奇,可以点石成金。从事小学教师工作60年,我从没有对学生发过一次火,从没有惩罚过一个学生,从没有向一个学生家长告过状,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队。

班上有个爱下象棋的孩子,经常逃课,找人下棋,与人比高低。一天,我对他说:“听说你爱下象棋,放学后下一盘好吗?”他惊讶地说:“你行吗?”我说:“不如你的话,就向你学呀。”第一盘我故意输了,他特高兴。我说:“我不服气,再来一盘。”第二盘他输了,他不服气了,但第三盘、第四盘、第五盘都输了。他服气了:“老师,您真棒啊!”我趁机说:“我虽然下得比你好,但你看到我到处找人下棋了吗?我不能因为爱下棋就不上课呀。以后我们在课下交流,互相提高怎么样?”从此,这个孩子开始好好学习,再也不逃课了。

我的一个毕业生说,霍老师教我们做人,不是说出来的,而是做出来的。我觉得孩子的眼睛就像摄像机,耳朵就像录音机,他们会把老师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。老师在学生眼里是一个榜样,是他们学习的楷模,所以我认为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。

60年代,我连续经历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。1962年的一天,我正在上课,学校通知我22岁的二女儿病危,赶到医院时,可怜的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。女儿临终前没能看见我,给我留了一张字条:亲爱的妈妈,我要活啊! 40多年过去了,孩子的身影还常闪现在我眼前;1966年,我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在关押、批斗一年零九个月期间被押送回家。我心里太想见到两个没人管的孩子了,可一进家门,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:13岁的儿子,无辜地被红卫兵用刀扎死,倒在了血泊中。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,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。就因为我保护过一些老干部的子女,我的孩子才受到了牵连。我当时有一百个想不通,但我还是挺过来了,在这么沉重的打击下,我不但没有被击垮,反而更加坚定了对青少年教育的信念(停顿)。

60年来,我的生活中经历过失去亲人、骨肉分离的痛苦,经历过被误解而受到的非人虐待,经历过严重疾病的折磨。但这都没有摧垮我的意志,没有改变我从事小学教育的选择,没有改变我对孩子的爱。这种爱还影响了我的子女。如今我一家三代8人,都选择了“教师”职业,都取得了优异成绩。1991年,我们这个教育之家,还光荣地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教育世家”,三代教师,四世同堂(停顿)。

现在,我虽然离开了教学一线,但我的心永远都不会离开学校,不会离开讲台,不会离开学生,我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的教育。这些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:一是送教上门,应邀到西部贫困山区学校做义务讲学;二是教育科研,参与“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”课题组的工作;三是指导培训,对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指导。

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做的工作,可是,党和政府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和关怀。50年代,我曾受到过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接见;90年代,我又受到过江泽民、李鹏、李岚清同志的接见;特别是今年教师节前夕,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我,还为我亲笔题词:“把爱献给教育的人”。

今天,我依然可以无悔地说,教师工作虽然艰苦,但最光荣、最幸福。当看到学生一批批地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时,我所获得的成就感,所获得的欣慰,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得到的。”

不久前,在一次毕业学生的聚会上,我们当年的小班长,突然下令:让同学们举起双手,让老师检查卫生。当几十名年过半百的学生,像当年一样伸出双手,接受老师的检查时,我眼前立刻浮现出45年前的情景。当年那一双双小手如今已经变成了大手。我多么期望我学生的手,永远干干净净。我对他们说,同学们,人的一生很漫长也很短暂,实际只有三天--昨天,今天,明天。昨天已离我们而去;今天我们要加倍努力;美好的明天要靠我们共同创造!

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