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领导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：

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，我的内心很不平静。我今年83岁了，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，度过了60个难忘的岁月。如果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我一生从教的体会，那就是六个字：“光荣，艰巨，幸福”。

1943年，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。学校本来希望我留校，但我再三要求去当小学老师。在那个“家有三斗粮，不当孩子王”的年代，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小学教师工作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许多人不能理解。但因我特别喜欢孩子，知道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，只有基础打好了，才能盖起高楼大厦，我愿意去做打基础的工作。于是，学校分配我到北师大二附小（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），一口气干了60年!

1956年，我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，许多单位请我去工作，但我离不开孩子。这时我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，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，爱孩子就是爱祖国，我要把热爱祖国、热爱教育事业之情，倾注到我的学生身上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小学教育事业中。

“文革”后，组织上安排我做校长，但我仍然坚持要做教师，仍然坚持在教学一线，坚持搞教学改革。只是我放弃了心爱的数学，改教语文，因为我当时认为，语文更有利于育人，所以我要用“文道统一”的原则，教会学生做人。

我一贯主张把课外的时间还给孩子，做他们喜欢的有益的事。在课堂教学中，我坚持“精讲多练，合理组织课文，讲一篇带多篇，向课堂要质量”，做到课外不留或少留作业。

我在一个普通的三年级班，进行教育教学改革，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孩子们喜欢听故事、学儿歌，我就用“破谜语”方式教给他们识字。比如在教“聪明”一词时，我告诉他们，每人身上有四件宝：上边毛，下边毛，中间一颗黑葡萄（眼睛）；东一片，西一片，隔座山头不见面（耳朵）；红门楼，白门坎，里边坐着个嘻嘻孩儿（嘴巴）；小白孩住高楼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他要一出来可不得了（脑子）。我给孩子们板书：一个耳朵竖起来，两只眼睛瞪起来，一个小嘴张起来，再加一颗心，组合起来就是“聪”字。一次用不行，得要日日用、月月用，日月为明，人就“聪明”了。

教学《七步诗》后，学生很感兴趣，自己学习作诗。我给学生组织激发学习兴趣的活动，比如春游颐和园，我设计了找路标、捉特务活动，让他们以游戏的形式学习成语、谚语和诗歌，然后再让他们在欣赏颐和园昆明湖美景后，自己作诗一首，每个小队都作了诗，其中二小队的学生这样写：

今日来到此山中，绿树丛中点点红，遥望昆明水如镜，无数轻舟水上行。

这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触景生情创作的诗歌。有了这样的兴趣，学习怎么会有负担呢？

三年下来，这届普通班学生参加1981年北京市毕业升学统考，全班46人出现了44篇一类文、两篇二类文，语文平均分97.46分，而且所有试卷干净整洁，没有出现一个错别字。这个结果如同放了一颗卫星，引起了全国小语教学界的普遍关注。

我从教60年，没有丢掉一个学生，他们全都长大成才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：没有教不好的学生。许多人问我秘诀在哪里？我说就两点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，没有兴趣也没有教育”。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真诚的、无私的、广泛的、一视同仁的。尽管孩子情况不同，但要相信每个学生都能在老师爱的教育下长大成才。

我的育人方法是“激励，赏识，参与，期待”八个字，激励每一个学生上进，赏识每一个学生的才华，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，期待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。我始终认为我的学生“人人都是材，人人都成才。”我常常把更多的爱，倾注在那些后进学生的身上，倾注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。

2004年春节后的一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：“娘啊，娘，我的亲娘，我可找到您了，您答应一声吧，我要给您拜年去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我惊讶地说：“请你告诉我，你贵姓？”“我姓何。”我立刻脱口而出：“你是何永山吧？”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第二天，他就领着全家给我拜年来了。

何永山当年是全校有名的淘气鬼，留过两次级，家长管不了他，很难教育。只要他在班上，老师就无法上课；外宾来校参观，得把他藏起来，以免他到处乱窜；哪个班的老师都不敢要他。学校万般无奈，决定送到他去工读学校。

我听说后立刻去找校长，要求把何永山放到我班里。校长回答：“不行，不能让这么调皮的孩子毁了你们先进集体的荣誉。”我对校长说：“把他交给我吧，相信我能把他教育好。”

我把何永山领进班前，先统一全班的认识，然后“约法三章”：不轻视他，不提他过去的事，不揭他的短处。

一个孩子的转变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，期待学生成功要有耐心、有信心，教师要善于等待，善于寻找和挖掘孩子的闪光点。

何永山进班后，我苦思冥想，寻找工作的突破点。我发现他比别的学生大两岁，个子高，有力气。我对他说：“咱们班卫生责任区的清扫小组由5个人组成，我和你，还有另外三个同学，请你当组长。”孩子看到老师让他负责，非常高兴，每天都认真打扫。一天，何永山扛来一把长把儿扫帚，他看出我腰有毛病，就特意给我准备了一把不用弯腰的扫帚。我非常感动：谁说他是个坏孩子？明明是个聪明、细心而又热心的孩子嘛。

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少先队员们都喜气洋洋地参加鼓号队的练习，何永山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。我明白他很羡慕别的同学，可自己还不是少先队员。我就和大队辅导员商量，让他背起了大鼓，参加队列训练。儿童节那天，我们要去景山公园活动，我给他买了白衬衫、蓝裤子，他背着大鼓雄赳赳地走在队列前边。那一天，他特别遵守纪律，第一次在同学面前受到大队辅导员的表扬。

第二天，他来还衣服。我趁热打铁对他说：“这衣服是老师给你买的，拿回家吧，只是你胸前还缺少一样东西呀！”没等我说完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知道我还没有红领巾呢，您帮助我，我会努力的！”在爱心的感召下，何永山进步很快，不久就加入了少先队。

是什么力量把一个人见人烦的孩子，变成人见人爱的孩子？是爱。爱是阳光，可以把坚冰融化；爱是春雨，能让枯萎的小草发芽；爱是神奇，可以点石成金。从事小学教师工作60年，我从没有对学生发过一次火，从没有惩罚过一个学生，从没有向一个学生家长告过状，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队。

班上有个爱下象棋的孩子，经常逃课，找人下棋，与人比高低。一天，我对他说：“听说你爱下象棋，放学后下一盘好吗？”他惊讶地说：“你行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如你的话，就向你学呀。”第一盘我故意输了，他特高兴。我说：“我不服气，再来一盘。”第二盘他输了，他不服气了，但第三盘、第四盘、第五盘都输了。他服气了：“老师，您真棒啊!”我趁机说：“我虽然下得比你好，但你看到我到处找人下棋了吗？我不能因为爱下棋就不上课呀。以后我们在课下交流，互相提高怎么样？”从此，这个孩子开始好好学习，再也不逃课了。

我的一个毕业生说，霍老师教我们做人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我觉得孩子的眼睛就像摄像机，耳朵就像录音机，他们会把老师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。老师在学生眼里是一个榜样，是他们学习的楷模，所以我认为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。

60年代，我连续经历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。1962年的一天，我正在上课，学校通知我22岁的二女儿病危，赶到医院时，可怜的孩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。女儿临终前没能看见我，给我留了一张字条：亲爱的妈妈，我要活啊! 40多年过去了，孩子的身影还常闪现在我眼前；1966年，我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在关押、批斗一年零九个月期间被押送回家。我心里太想见到两个没人管的孩子了，可一进家门，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：13岁的儿子，无辜地被红卫兵用刀扎死，倒在了血泊中。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，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。就因为我保护过一些老干部的子女，我的孩子才受到了牵连。我当时有一百个想不通，但我还是挺过来了，在这么沉重的打击下，我不但没有被击垮，反而更加坚定了对青少年教育的信念（停顿）。

60年来，我的生活中经历过失去亲人、骨肉分离的痛苦，经历过被误解而受到的非人虐待，经历过严重疾病的折磨。但这都没有摧垮我的意志，没有改变我从事小学教育的选择，没有改变我对孩子的爱。这种爱还影响了我的子女。如今我一家三代8人，都选择了“教师”职业，都取得了优异成绩。1991年，我们这个教育之家，还光荣地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教育世家”，三代教师，四世同堂（停顿）。

现在，我虽然离开了教学一线，但我的心永远都不会离开学校，不会离开讲台，不会离开学生，我时刻都在关注着祖国的教育。这些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：一是送教上门，应邀到西部贫困山区学校做义务讲学；二是教育科研，参与“霍懋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”课题组的工作；三是指导培训，对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指导。

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民教师应该做的工作，可是，党和政府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和关怀。50年代，我曾受到过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接见；90年代，我又受到过江泽民、李鹏、李岚清同志的接见；特别是今年教师节前夕，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我，还为我亲笔题词：“把爱献给教育的人”。

今天，我依然可以无悔地说，教师工作虽然艰苦，但最光荣、最幸福。当看到学生一批批地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时，我所获得的成就感，所获得的欣慰，是一般人难以体会得到的。”

不久前，在一次毕业学生的聚会上，我们当年的小班长，突然下令：让同学们举起双手，让老师检查卫生。当几十名年过半百的学生，像当年一样伸出双手，接受老师的检查时，我眼前立刻浮现出45年前的情景。当年那一双双小手如今已经变成了大手。我多么期望我学生的手，永远干干净净。我对他们说，同学们，人的一生很漫长也很短暂，实际只有三天－－昨天，今天，明天。昨天已离我们而去；今天我们要加倍努力；美好的明天要靠我们共同创造!

谢谢大家。